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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斌 | 强化科技支撑,建设高端旅游智库
第一旅游网:www.toptour.cn      发布时间:2020-07-01      字号:【

        7月1日,根据“强化政治机关意识”教育活动总体要求,经院党支部研究决定,我院开展主题党日暨CTA博士团聚焦系列活动,与去哪儿网共同举行线上联学联做系列交流研讨。 戴斌院长发表题为《强化科技支撑,建设高端旅游智库》年中会议主题讲话暨在纪念建党99周年暨“科技建设年”动员会上的讲话。全文如下:
  

  同志们,
  从建院之初开始,研究院每年都会确定一个建设主题,通过动员、研讨、工作部署和项目推进,为机构发展源源不断地注入思想和价值观。经过十余年的实践,已经成为组织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的主题是“科技建设年”,在征求班子成员和子千等同志意见的基础上,我就研究院(数据中心)科技建设的背景、现状、目标和重点工作谈几点意见,供同志们研究和讨论。
  

  一、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科技创新,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和智库建设需要科技支撑
  

  马克思主义理论高度重视科技发展,强调从人类社会生活和生产劳动实践过程考察科技的历史作用。“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4页)“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共产党宣言》)强调“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602页)
  

  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几代共产党人,高度重视科学研究和技术应用,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更是从两个百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阐释、部署和推动科技工作,并从更高的站位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2018年5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讲话,全面阐述了科技创新在经济社会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作用、目标和路径。他指出,“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国家前途命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人生活福祉”“中国要强盛,要复兴,就一定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自力更生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奋斗基点,自主创新是我们攀登世界高峰的必由之路。实践反复告诉我们,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2020年5月22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向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提高科技创新支撑力。稳定支持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加快建设国家实验室,重组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发展社会研发机构。深化国际科技合作。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实行重点项目攻关“揭榜挂帅”,谁能干就让谁干。
  

  从1999年“国庆黄金周”开始,旅游业发展有两条明显的主线,一是旅游消费的大众化,中产阶层的市民和解决温饱问题的农民成为旅游市场的主力军;一是旅游动能的现代化,科技、文化、投资和创业创新成为旅游产业发展的全新动能。疫情期间,我多次说过,“经此一疫,旅游业再也回不到过去了”,指的就是回不到“人山人海吃红利,圈山圈水收门票”的传统发展模式了。即将到来的全面小康社会,将对旅游业发展的指导思想、时代目标和产业动能提出全新的挑战。奋力创新者会抓住时代的机遇而持续飞扬,努力付出者将历经波折再凤凰涅槃,不思进取者则会在无休止的抱怨和自怜中消失不见。这很正常,在历史进步和时代机遇面前,没有谁是天然的嫡系和主力,科研院所干不了,高等院校干;高校干不了,企业干。不能因为自己顶着个国家队的帽子,就认为什么都是应当的。搞得不好,取消番号都是有可能的。
  

  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到总书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再到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和高端智库建设的战略部署,一个科技支撑理论创新、理论引领科技发展的新时代正在来临,并要求我们切实做好思想、组织、平台和团队的准备。事实上,没有科技底蕴的专业智库很难有扎实的基础,理论建设和人才培育很难持续下去,没有数据支撑的政策研究也走不远。对此,学术界和政府部门已经有了广泛共识。我多次和仪亮、琼峰同志讲,在数据生产方面一定要有自己的平台,自主研发的专利技术。作为一家中字头的专业智库和国字号的数据中心,如果数据都是依靠统计、移民、交通、商务和公安部门交换来的,就会很容易被别人打败或者替代。如果只能用常规的层层填报的方式生产《旅游调查统计制度》规划的指标,上级领导和中央跟我们要“世界各国/地区接待中国出境旅游者的人数和花费”“国民人均旅游天数”“游客在博物馆人均停留时间”等数据,怎么办?能对领导说“对不起,统计制度没有这个指标,我们不掌握这个数据”吗?能对中央交白卷吗?绝对不行啊,同志们!那样会慢慢失去研究院的存在价值和发展空间的。所以我们与中国电信、银联商务、携程、马蜂窝、斯维登、维智等科技企业建立联合实验室,与重庆、长春、福州等地联合共建数据中心,就是要有自己的数据生产体系和院企、院地合作网络。还要有自己的专利技术和软件著作权,还要有“中国旅游大数据”服务号这样的数据采集和生产平台,《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内刊、“中国旅游大数据APP”这样的数据发布平台,还要有特色文献库、地方和旅游企业案例库、口述历史库支撑的国家级旅游文献中心。回过头来看,建院以来攒了些家底,但是距离独立自主的科技支撑和数据生产平台的建议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近年来,我们一直在尝试进入科技系统的重大研发体系,也做了大量的工作。虽然还没有实现预期的目标,但是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包括如何设计选题,如何与企业合作,如何确定技术路线和研究方法等。这次与浙江智游宝公司合作的《基于分时实名预约的文旅行业疫情防控综合管理云平台》项目,已经进入了国家“科技助经济2020”重点专项预备清单,是科技建设年的奠基礼,也是新时期旅游智库在科技创新领域中的探索和突破。过去这些年,旅游领域中的科研院所和高校学者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主要还是以论文发表为导向,企业研发则以具体项目为载体。我们的目标是要走出一条“政府资助、院企合作、战略牵引、商业研发”的新路子,务实推进文化和旅游融合的高质量发展进程。产业所、战略所、休闲所、政策与科教所、国际所也在相应的应用研究和理论建设中,注入了科技要素并产生了现实的影响。2019年的旅游集团年会,提前半天请一批科技企业来展示可能的旅游应用场景,效果很好。为什么科大讯飞、腾讯这样的企业会来参加一家旅游智库的会议?是因为我了解旅游消费需求,代表了近7万亿元的旅游大市场,与旅游主体特别是旅游集团二十强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和紧密的互动。今天,科技成为推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市场主体已经从概念导入走向产品研发和场景应用,如果我们还是抱着传统的教科书,只会帮着机关司室起草文件,以文化和旅游部的背景出去串串场子,或迟或早要下场领盒饭的。在日新月异的科技革命和理论创新面前,任何意义上的骄傲自满,都会让我们走向固步自封并最终为时代所抛弃的危险境地。每个同志时刻都要有保持警醒,不断提升应对危机的能力。
  

  二、新型旅游智库要有思想高度,还要有科技力度
  

  今天的智库建设要善于提出观点,还要能够论证观点,这就需要学理基础、逻辑展开和数据支撑。与机关业务司局的政策研究不同,我们既要完成文化和旅游部交办的特定研究任务,又要对政策执行效果做出客观判断,还要结合中央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对旅游工作,主动研究并提出较长时间跨度、较大空间尺度和超越事务层面的发展思路。研究成果可能是大众旅游、小康旅游这样的概念,可能是主客共享、全域旅游这样的理论,也可能新冠疫情对旅游业的影响和产业振兴的政策设计。多数成果都需要定量分析和仿真实验,这都需要大量的数据支撑。没有统计学、经济计量学的知识储备和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持,数据采集、清洗、加工和整合的过程是无法完成的。这并不是要同志们转行去研究自然科学、工程科学和生命科学,甚至去写代码,更不是要把中国旅游研究院变成中国旅游科学院。研究院是旅游领域的专业智库,同志们是旅游领域的理论工作者,这是毋容置疑,也是不会改变的。不过,术业有专攻,学科有交叉,努力阅读、学习和研讨让自己具备科学素养和技术能力,不是什么坏事。研究团队都是受过经济学、管理学、地理学等完整学术训练的博士,从概念展开到理论形成的逻辑,从研究方法到技术路线的确定,从论文写作到发表宣讲的技能,都各有所长。但是从总体上看,还是哲学社会科学的范畴,我看还需要努力具备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的素养和常识。由于旅游研究、教育和实践的时间并不长,改革开放以来科学研究和理论建设主要在应对层面展开。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当然要坚持,但是也要注意不要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文献到文献,什么都要讲究逻辑自洽,导致理论与实践脱节,学者自我精英化,固然不对;而什么都要讲究实用性,特别是浅层次的实用性,恐怕也不成。没有学理和数据支撑,没有历史的纵深感和逻辑展开过程,理论建设只会在平面打转转,而无法进入螺旋式上升的轨道。遗憾的是,这个问题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完全解决好。有的同志要么受高校学者影响,一门心思奔着C刊、基金去;要么受江湖专家和网络写手的影响,写一些听上去似乎有道理,实际上既经不起科学验证也经不起实践检验的口水文字。还要关注一种倾向,除了旅游这点学问啥也不知道,除了写报告什么也不会干,长此以往,可不行啊。今后双周学术沙龙和博士后专题研讨,要适当开些科普讲座,同志们也要尽可能多读些科技前沿的书籍。
  

  今天的智库建设要创造性地完成任务,还要持续性地培养团队。无论是经商办企业,还是体制内做平台,都不会有什么长期不可替代的竞争能力,更不会有一劳永逸的竞争优势。历史一再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所有的硬权力都是用来革命的,所有的优势都是用来打破的。那种靠一两个名人大家,找几位退休官员撑门面、拉项目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到目前为止,无论是从平台还是从团队的角度而言,研究院都还很年轻。有劣势,走江湖时没有名气,不容易给人留下第一印象,排座位都排到后面去。也有优势,没有大家名家的人设,也没有偶像的包袱,容易轻装上阵。面对大家名家,千万不要有顾虑,你有你的经验,我有我的数据;你有你的人脉,我有我的技术嘛。无论是写报告,做演讲,还是会议研讨,你把工具、方法、模型和数据往那儿一摆,加上逻辑支撑的观点陈述,理论和实践两界自然会看到你的实力的。当然,独木不成林,一花不是春。我们要善于建设不同学科背景、不同年龄结构、不同能力专长的团队,还要善于把不同的团队融合,为了共同目标而形成协同创新力。
  

  今天的智库建设要有适者生存的能力,还要有可持续发展和创新引领的本事,离不开科学研究和技术创造。研究院的梦想之一是在文化和旅游部党组的领导下,以高端智库和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为抓手,早日成为独立推动产业发展的学术力量。围绕5G与新基建、实验室经济、区域链、数字文旅等前沿科技,过去半年已经报出了若干份《旅游内参》(含特别报告),和深大智能等企业的合作也取得了一些实质性的进展。我们的目标不是要把研究院(数据中心)建成企业的研发中心,甚至像清华大学、浙江大学那样搞产业园,现在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而是要在旅游市场的理解上,旅游产业发展的方向上,以及旅游发展的新要素和新动能的把握上,有持续创新和方向引领的能力。港中旅、华侨城、携程等旅游集团已经成立了自己的研究院,马蜂窝、去哪儿、深大智能等合作企业本来就是科技驱动型的企业,加上科大讯飞、美团点评、字节跳动等新进市场主体,他们已经在科技应用、产品研发和业态培育方面走到前面了。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地加强科学素养和技术理解力,我们甚至会失去与业界对话的能力,更谈不上什么引领了。
  

  三、研究院的科技建设既要坚持问题意识,也要强化实践导向
  

  科技的重要性容易形成共识,可是科技建设年的主题怎么展开,并不是那么容易回答的问题。根据文化和旅游部给研究院(数据中心)下达的“三定”规定,我们就这么几十号人,就是再增加些编制,加上院聘职工、博士后和访问学者,也不会到一百人,不可能也不需要专门的团队去搞人工智能,或者机器人翻译。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与进入旅游领域中的科技公司和旅游市场主体的科技创新对话?如何为科技推进文化和旅游融合高质量发展资政建言?只有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对旅游市场和游客需求有充分的了解,也有聚合投资机构和市场主体的影响力,这是学术型智库介入科技话题最大的优势。对此,同志们务必要有清醒的认识,并在科研实践和理论建设中一以贯之地坚持下去。
  

  上个月在北京乐高探索中心调研时,运营方现场 向研究团队提了一个问题:以亲子和陪伴为导向的乐园,按惯例父母必须和孩子一同进园。可是多数父母进去后仍然在玩自己的手机,甚至会因为多买了一张门票却没有实际参与而向园方投诉。运营方是继续坚持既有的理念,花时间去教育家长呢,还是放弃既有的理念,适应中国现阶段的国情,让孩子单独进场呢?说实话,这不是说几句“既要……又要……”的话就可以搪塞过去的问题,而是需要对亲子旅游和休闲活动的深刻理解,也需要对经典项目长期跟踪而积淀的大数据支撑。基于对影响美国几代人成长的木偶、动画和真人表演的电视片《芝麻街》的过程中评估研究(Formative Research)和总结性评估研究(SummativeResearch),我院和大业传媒成立了亲子旅游实验室,希望探索出一条需求引领创作、数据指导IP拓展和周边开发的“科技+文化+旅游”的新模式。我们还与中国电信、银联商务、良业照明、携程、马蜂窝等科技企业也成立专题实验室,加上正式获批的旅游经济文化和旅游部重点实验室,平台也算是搭了不少。总体来看,除了中国电信的合作项目在假日旅游统计方面取得有目共睹的效果,很多实验室项目还没有实现应有的预期目标。研究院不是政府机关,与企业、高校的合作,不能做个牌子一挂了之。对口的研究部门要会商科研管理部,认真梳理现有平台,在发展规划、专题研究和数据生产方面多下些功夫,多出面向市场实践和社会实践前沿需求,并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理论成果和技术专利。
  

  要重视科技创新,也要对科技的边界和伦理的底线有清醒的认识。上个月初,继特斯拉、卫星链、可回收火箭、火星移民之后,马斯克高调宣布“已经找到了高效实现脑机接口的方法”,并发布了“脑后插管”新技术的首款产品。对此,一位工程科学领域的学霸的评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在动物脑内植入微型数据采集设备,数据一定能采集到,但是到底有多大用处就不知道了。因为人类对大脑结构和信号机制了解的还是太少太少,有限的了解也只是最简单的听觉、视觉和肢体运动等方面的信号。现在所做的只是极其有限的数据输出,但是如何把外部数据输入到大脑中去,并和大脑自身的信号融合,其中的原理都不清楚,更不用说应用了。作为一名经济学博士和管理学教授,对这么高深的“脑机接口”话题也只能转述到这个程度了。回到我们的理论和数据建设上来,现在我们应用大数据技术,借助通讯运营商的信令,生产了不少有用的旅游市场总量和游客消费数据,相当于通过“插管技术”从动物的脑中获得了一些“信号”,也得到决策机构和企业界的认可。问题是,这些数据真的能够反映旅游经济体系的全貌和趋势吗?更重要的是,这些经过加工的数据,如何反向输入旅游经济体系,并有效提升市场主体的研发水平和消费主体的满意度呢?
  

  这些年来,各地诸多“智慧旅游”项目之所以看上去热热闹闹,最终却中看不中用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错把有限的信息当作了本身,收集了看上去很炫的数据就沾沾自喜,而对数据如何输入旅游经济体系以推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等更重要的问题,既不能为,也不愿为。这就涉及到科技伦理问题,如果没有家国情怀和人文精神做引领,任由科技一路高歌猛进下去,很容易让市场创新和产业进步脱离其应有的轨道。我们有义务提醒创业创新者,旅游业需要科技来推进高质量发展,但是科技不能成为脱缰的野马,用一堆不明觉厉的概念和没有经过市场检验的理论把“旅游+科技”弄成了一地鸡毛,而是行当所行,止当所止。这就要求研究团队要对量子通讯、5G、无人驾驶、遥感测量、北斗导航等新科技有一定程度的理解,知道这些高科技、新科技在旅游场景和商业创新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从2009年河北乐亭的第一次年中工作会开始,我们确定并坚持了“1+8+X”的标志性成果建设体系,开创了旅游研究领域成建制、体系化、年度发展的报告体系,并形成了学术品牌。后来很多企业和地方也开始发各种各样的报告,加上网络自媒体和公众号的推波助澜,大有“无机构不报告”之势。为什么这两年消停了呢?归根结底还是没有学理、数据、平台和团队支撑。现在看来,标志性成果和品牌项目进入了高原期,面临着持续改进和提升的一些瓶颈性问题。比如三大市场和国民休闲报告,除了那些纵比和横比的历史数据、面板数据,我们对旅游需求还能提出哪些前瞻性预测?旅行服务、旅游住宿、旅游景区和旅游集团等四大产业报告,这些年下来提出了哪些影响全行业的概念和理论?再不改进,很可能会成为上市 公司年报那样的例行文字。破解之道在于科技力量的引入,要建设和完善以旅游经济文化和旅游部重点实验室为主体平台的实验室合作网络,通过科学试验证实或者证伪流行的观点和看法,提出有学理和数据支撑的新观点和新理论,进而引领旅游产业发展的未来方向。
  

  理论成果、数据库和发明专利必须接受产业实践的检验,这是研究院的组织文化和价值追求,应当也必须成为每个职工尤其是研究人员的理论认同和行动自觉。个人的天赋和才情是恒定的,太宽了就不会太长,就够不着既有认知的边界。怎么办?过去戏剧界有句话叫“不疯魔,不成活”,就是要极端地认同和极端地投入。你们去看《霸王别姬》《美丽心灵》等艺术片和传记电影,说的都是这个道理。艺术家和科学家可能高度自信,甚至是极端自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躲进象牙塔的校园学者可以一门心思发论文,以获得同行认可为毕生追求。社会科学和旅游理论工作者不行,我们要解释世界,还要改造世界,不接受市场、政府和社会的检验怎么行呢?
  

  6月上旬的周末,翻阅《古文观止》,正好读到苏轼的成名策论《刑赏忠厚之至论》。由《尚书》的“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刑也”,而得“故仁可过也,而义不可过也”。其逻辑过程是:无论是奖赏,还是处罚,都强调以事实为依据,按照流程和规则办。由于广泛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决策者不可能了解奖惩对象的全部事实。“从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是理想的状态,也是追求的目标,如同完全竞争之于国民经济。历史上,从“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到“宁可放过一个坏人,不可冤枉一个好人”,经历了漫长的历史选择过程。顺着这个思路,统计学的第一类错误和第二类错误自然就跳出来了,接下去开始了统计功效、T检验、卡方检验等烧脑之旅,最后定格于著名的“李约瑟之迷”,并引发进一步的思考:为什么古人告诉我们那么多“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评天下”的道理,却没有在近代产生推动工业革命的科学技术?又想起亚瑟·克拉克1962年说过的格言:“当一位杰出而年迈的科学家预言某件事物不可能出现时,他几乎是错的。但当他预言某件事物将要发生时,他几乎是对的”。对于我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来说,终其一生也成不了爱因斯坦、费曼、图灵、纳什那样的天才科学家。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工作者,建议同志们可以多读读《时间简史》这样的大家科普著作,可以多看看《万物与虚无》(Everything and Nothing)这样的高水平记录片,促进对学科边界之外的好奇心和旅游领域之外的探索欲,从而明确面向未来的奋斗方向并切实增强自己的研究势能。
  
(作者  戴斌)

来源:中国旅游研究院 责任编辑:李宛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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